中国初婚与生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研究背景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初婚与生育推迟的趋势和特征。婚育推迟对中国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长期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1990年至2020年间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所用的人口学指标主要包括平均初婚年龄、分年龄未婚比例、平均生育年龄以及分孩次平均生育年龄。

　　主要发现

　　1. 中国人口的初婚推迟趋势持续存在，2010年至2020年间这一趋势明显加速。自20世纪90年代起，平均初婚年龄呈现出显著的上升态势。初婚推迟现象在中国城乡均十分突出，城市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最高，城镇次之，乡村最低。此外，中国城乡初婚推迟的速度存在差异，导致平均初婚年龄的城乡差异先拉大后缩小。2000年，城市平均初婚年龄比农村高1.01岁，2010年扩大至1.82岁，2020年缩小至0.46岁。2020年，中国城市、镇和农村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28.84岁、28.60岁和28.38岁。

　　2. 1990年至2020年间，虽然中国终身不婚比例仍然较低，但是未婚比例曲线明右移。几乎在所有年龄组中，中国男性的未婚比例都高于女性。分地区看，未婚比例曲线右移在城乡普遍发生。相较而言，城市未婚比例曲线的右移幅度最大，即初婚推迟趋势最明显。过去三十年，中国农村婚姻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种跨区域流动导致婚姻、生育等人生大事推迟。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影响了传统的早婚早育观念。教育机会增多、接触城市生活方式等因素，在重塑农村人口婚姻和生育观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进一步导致他们初婚推迟。

　　3.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个人初婚推迟影响显著。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教育主要表现为使初婚时间推迟。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终身不婚比例并无显著差异，这一趋势在过去三十年基本保持稳定。与之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男性而言，高等教育对婚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高等教育既推迟了他们的初婚时间，又提高了他们终身结婚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男性面临更高的终身未婚风险，在婚姻市场上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4. 过去三十年，中国育龄妇女达到年龄别生育率峰值的年龄从 23 岁推迟到 27 岁，相应的年龄别生育率峰值下降幅度超过 55%。此外，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的推迟速度更快，而农村女性的生育率下降更为明显。1990 年至 2020 年，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持续上升，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孩次中，城市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始终高于农村妇女。另外，2000年至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比2010年至2020年更快，一孩和二孩的推迟情况最为突出。

　　5. 教育是促使育龄妇女生育推迟的重要因素之一。1990-2020年，各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的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快。分地区看，不同教育背景的城市育龄妇女生育推迟均快于农村妇女。值得留意的是，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城市育龄妇女生育推迟最明显，平均生育年龄提高了 3.63岁，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推迟时间最短，仅为0.15岁。教育对育龄妇女生育推迟的影响还存在孩次差异，对初育推迟的影响最明显，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育龄妇女初育推迟越快。但是，在二孩和三孩及以上生育中，育龄妇女生育推迟的速度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终身不婚率依然较低，仍属于普遍结婚的社会形态。但是近年来，中国初婚推迟趋势明显且在加速，这和全球普遍趋势一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婚姻和生育之间存在紧密的制度关联，所以初婚推迟意味着生育推迟。预计未来，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就业压力增大以及个体价值观的演变，中国初婚和生育推迟的趋势可能会加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婚姻市场中弱势群体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他们的终身不婚率可能持续增加，这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此外，初婚和生育的推迟对时期生育率和队列生育率有直接影响。在低生育率时代，这可能加剧现有挑战，对社会问题产生叠加效应。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不同人口群体的独特特征和差异，将婚姻支持纳入到更广泛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中。

来源：大国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