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人口研究重要使命

　　新时代以来，中国人口国情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年龄结构加速老化、人口素质稳步提升、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愈加明显以及民族间互动显著增强等趋势性特征，给人口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人口研究应从“解题破题”到“学科筑基”再到“治理升级”，形成“问题-理论-实践”的闭环链条：在坚持主体性和时代性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中国人口实践经验，回应和解答当下人口问题；从理论、方法和应用层面重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与时俱进地发展本土化的研究话语，持续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力；同时，还需发挥人口研究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推进人口治理思路创新和治理体系转变，并根据人口治理新实践为原有知识体系增添新的话语元素。

　　(一)回应时代命题，贡献人口研究智慧

　　当前，中国的人口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面临着生育率长期低迷、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区域分布不均等多重变化，这些人口变化不仅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因此，认识、适应并引领人口发展新趋势、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警惕生育率长期低迷风险，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首先，应加强对未来生育变动的预测与分析，评估不同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下可能出现的生育变化趋势及其对个体发展、家庭和谐乃至民族未来的短期与中长期影响，做到未雨绸缪。其次，应深入挖掘婚育推迟和不婚不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政策调整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最后，强化对生育政策执行效果以及生育风险分担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

　　剖析养老需求，激发银发社会活力。一方面，应加强对老年群体经济安全、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多维度需求的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并优化具有本土特色的“身—家—群—国—世”的养老模式。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需与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合力，探索再分配功能与生产性功能的有机整合，构建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政策模式。

　　补齐教育短板，夯实健康基础。一方面，应深入剖析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教育需求差异，为推动教育政策制定理念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转变提供基础数据。另一方面，应深入分析影响国民健康水平的家庭、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因地制宜地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健康资源的公平配置与高效利用。此外，迫切需要人口研究发挥专业优势，深入剖析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行机制，精准评估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要素对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影响，为构建更加现代、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优化人口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应深入剖析人口流量、结构、流向等关键要素，全面探究人口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并科学预测未来人口流动趋势。其次，应聚焦于破除妨碍人口自由流动体制机制弊端的研究，加快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还需深入探索土地、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机衔接，推动户口的去福利化进程。

　　推进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应重点关注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分析其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其次，人口研究应深入分析文化差异和心理因素对民族互嵌的影响，提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政策建议。最后，人口研究还应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服务需求，提出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二)深耕学科理论，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充斥着西方人口学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部分学者甚至将中国的人口现象视为西方人口现象的一种变体，试图完全用西方人口学理论解释中国人口现象的特殊性，导致对中国特色的人口实践辨识不足，难以形成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随着我国人口发展步入新阶段，人口治理实践迫切需要用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来加以解释和引导。

　　厘清中国特色人口转变之路，重构人口学理论体系。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历时一百多年的人口转变历程，并在这一快速、压缩的转变过程中呈现出更特殊的人口性质和更独特的发展路径，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范畴。跳出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框架局限，重新审视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系统梳理、提炼和总结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规律及路径选择，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是建立中国自主人口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任务。

　　促进跨学科协作，创新人口学研究方法。人口的发展和演变不仅驱动着其内部结构的动态变化，还持续与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外部领域发生互动，进而影响制度建构和政策安排。人口学研究不应局限于生育、死亡与迁移等传统议题，而应加强与教育学、经济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提升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此外，在学科交融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人口学研究应在保留传统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和优势。

　　推动政产学研一体化进程，拓宽人口学应用体系。作为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转化的关键环节，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扎根于实践和应用。尽管中国人口学研究能够敏锐捕捉到不同时期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并与政策需求紧密结合，但在智库服务和决策咨询能力方面仍显不足，研究成果向政策实践的转化效率有待提升。作为顶层设计的重要决策参考和技术支持，人口研究应在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基础上，以应用型基础研究为根基，着力完善人口决策与咨询机制，加快政产学研一体化进程，强化人口学科的咨政服务能力，推动科研成果向政策实践转化，发挥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三)优化治理思路，强化人口研究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

　　人口研究需在发展本土化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突破传统逻辑框架的路径依赖，立足于中国现实人口问题和治理实践，从整体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视角出发，推动人口治理思路转变。

　　聚焦全人口全生命周期，夯实人口政策设计基础。人口政策研究和设计主要表现为对人口问题的静态化、片段化处理，缺乏对个体生命周期和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系统性考量。为此，人口研究亟须转变思路，从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与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充分联系起来，夯实人口政策设计的基础，构建系统化、动态化的人口政策框架，更好地应对人口发展的复杂挑战。

　　转变政策调整逻辑，创新制度顺应人口发展规律。一方面，在认识上，应推动政策关注点的转变，从以往过度重视人口数量转向更加注重人口质量、结构和分布。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应基于人口各要素变动的基本规律，建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通过科学的数据分析和趋势预测，及时捕捉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和新挑战，为政策制定提供精准的依据。

　　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鼓励全社会广泛参与人口治理。中国的人口国情是在经济尚未完全发达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客观上要求形成以政府为主体，市场、社会、家庭、个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在具体实践中，人口研究应深入分析不同主体在人口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功能作用及责任边界，探索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激励措施，激发各社会系统的内在动力，推动构建多元共治下人口发展的新格局。

　　总之，在新时代的人口发展形势下，人口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人口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是需要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应对人口挑战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策略。人口研究的重要使命在于实现从“解题破题”到“学科筑基”的跨越，进而推动“治理升级”。“解题破题”是人口研究的初级阶段，但随着人口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人口研究必须向“学科筑基”阶段迈进，通过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框架，为深入研究人口现象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撑。在“学科筑基”的基础上，人口研究还应致力于推动“治理升级”，助推人口治理体系向科学化、精细化和高效化方向迈进。

来源：人口研究